如何从分析心理学的视角看待疫情之下的集体阴影？| 布莱恩·弗莱德曼

如何从分析心理学的视角看待疫情之下的集体阴影？|布莱恩·弗莱德曼

原创：Brian Feldman

摘要：疫情所带来的集体阴影的投射，是我们需要去面对和工作的

编者注：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给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为协力战胜疫情，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和洗心岛文化，联合国内外专业学会和高校于2020年1月26日启动了“心灵花园2020”特别志愿行动。

目的是为一线医护人员、患者及其家属等提供专业的一对一心理咨询与辅导，至今已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数百位来访者进入心灵花园2020。

为了尽可能多地帮助到大家，在专业的一对一心理咨询工作（免费）进行的同时，我们相继开通了心灵花园特别电台、系列公益课、国际公开讲座。

2月28日-3月1日，行动组特别邀请了罗伯特·伯尼克（Robert Bosnak）、布莱恩·弗莱德曼（Brian Feldman）、申荷永三位国际著名心理分析师开展了连续三天的心理援助国际公开讲座。

昨天，我们分享了Robert Bosnak教授的讲座内容，以《梦中的疗愈、梦的分析与阴影创伤的整合》为主题；今天，我们将第二场讲座——布莱恩·弗莱德曼（Brian Feldman）以《心理皮肤与心理发展：面对疫情的心理防护》为主题的部分内容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

Brian Feldman，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国际著名心理分析师，负责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的心理分析专业之候选荣格心理分析师三年课程依恋理论部分的教学。

Brian Feldman

感谢“心灵花园2020”对我的邀请，让我可以借此机会与大家进行一次对话。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生活，我先从我在这里对疫情的体验和感受谈起吧。

我们这里的公众目前也处于一种极度恐慌的状态，因为我们也出现了很多确诊病例。这些病例中，有一些患者跟中国完全没有联系，他既没有去过中国，也没有跟中国人打过交道。这类非接触性病例在加州还有很多。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这是一个集体层面的恐慌，荣格把这种恐慌叫做“癔症”，也就是歇斯底里。

荣格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灾难之后》，他写的是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所采取的一些行为和反应（注：荣格是二战的亲历人和见证者）。

荣格把它看作是一种心理上的瘟疫，二战期间，纳粹把犹太人当成了心理瘟疫的一种载体，进而将纳粹集体性的阴影投射到犹太人身上。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这种集体性的阴影的投射也是我们需要去面对和工作的主要部分。比如，现在外面的人对于中国人的偏见、不公的待遇等，都是集体性阴影的一种投射。

我刚刚去了一趟以色列，在机场便感受到了中国民众所遭受的不同的待遇。比如，我们在机场排队的时候，工作人员会让中国的团队进入单独的房间接受检测。从情感和感受上来讲，这个就是大家把集体性的阴影投射到中国民众身上。

现在的中国人，正如二战期间的犹太人一样，在心理层面上成为了集体阴影的载体。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主要是在分析心理学视角之下，从集体阴影的投射和荣格所讲到的集体性癔症的表现来谈论此次疫情。

一、新型冠状病毒所侵入的不仅是个人层面，也是集体层面

荣格在《灾难之后》一文中写道，他从来都没有从人性的视角，从道德的视角，来感受过这样的问题（注：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言行）。

他深深地体会到了二战时的情况对他个人的影响。当时的集体性事件，无论从个人层面，还是集体层面来看，都是非常有冲击力的。

今天，我们要对此有所觉察，要去面对它，避免我们对这种现象的投射性认同。我想表达的是，我们不能去认同这样的阴影。

新型冠状病毒所侵入到的不只是个人层面，也侵入到了集体层面。尽管在美国，疫情只是刚开始，它所带来的更深层的心理影响，现在也只是隐藏在下面，没有涌现出来。

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要小心荣格所提到的集体性癔症，我们不能认同集体性的癔症，不能认同集体性的阴影。

比如，就目前的报道来看，这个疾病的来源于野生动物，来自于中国；但是从文化层面来看，它绝对不是这样。

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加缪，曾写过一部长篇小说《鼠疫》，这部作品与现在世界各地区正发生着的事情非常相似。它主要讲的是鼠疫期间，人们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来自于瘟疫期间进行的隔离。

起初，大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想要去跟自己当时没有办法联系到的人去连接，他们所感受到的痛苦是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这是个人层面的体验。

随着隔离的延续，人们的感受越来越超越了个人层面，普遍陷入到一种痛苦的状态中。

那时人们才认识到，也才开始承认，这种在瘟疫之下进行的隔离，是一种集体性的痛苦；也是直到那时，人们才注意到这一点，并参与到这个事件当中，做出自己的努力。

我们从这次疫情中也可以看到，在隔离期间，发生了由个体层面的关切，到集体层面的关切的变化，这是一种超越。

二、集体性事件之下，人们对于自由、依恋、爱和生命意义的反思

书里体现的另一个主题是，在整个隔离期间，由最开始的（短暂）隔离，到后面长时间的隔离，人们所发生的其他变化：对于自由、依恋与爱的理解与感受的变化。

具体来说，在瘟疫发生之前、在被隔离之前，“自由”是最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人们把它当作理所应当，而只有当人们像犯人一样被关在自己家里隔离的时候，人们才有了反思。

其次，关于依恋和爱。我们与亲人之间，与自己所关心的人之间的依恋，平时很难觉察到，总把它当作理所应当。

通过这次隔离事件，当人们没有办法联系到自己的亲人、恋人或家人的时候，才越来越迫切地想要跟自己的亲人、恋人或家人去发生连接，也才深切地感受到了彼此之间的爱和依恋。

另外，从生命的意义感来说，最初，人们之间比较冷漠，仅仅把疫病当成一种外物（异物），也只关注自己的痛苦，随后态度有所改变，更多地去关注集体性的痛苦，一起对抗死亡、对抗潜在的危险，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生命的意义感。

这也是荣格心理学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人要有获得意义感的能力。

当然，同一件事情都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对于消极的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过度认同英雄情结。如果过度认同英雄情结，我们会缺少对于自己的自我关怀。这对于一线医务人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去过度认同英雄情结，我们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也应该尽力去关怀自己，保护自己。当英雄情结被过度使用的时候，会让我们回避自身的阴暗面，回避阴影。

另外，对于（为疫情相关人员提供救助的）心理学临床工作者而言，如果工作太多，他们（心理咨询师/治疗师）也会感到非常疲惫，难以承受，或者有些内疚。

那么，我们要承认，我们没有能力去处理所有的问题，我们要对自己给予一种理解，给予一种关怀，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疫情影响下，临床工作中的来访者、不同依恋类型的孩子有哪些变化？

接下来我说一说，最近我跟我的病人一起工作时的一些发现。我工作的群体主要有三类：儿童，青少年，成人。

疫情发生后，在这种集体性癔症的背景下，我发现病人的症状有所增多，比如，在进食障碍，睡眠障碍，焦虑障碍，抑郁障碍等方面，均有所增长。

同时，我们也看到，小朋友们担心会失去自己的主要照料者，其中包含了极大的恐惧；他们也怕自己的父母出了什么事儿；现在学校不开学，他们也担心后面会跟朋友、同学、社会等格格不入。

另外，在孩子们的游戏和梦中，对于丧失和灾难也有所表达，同时还伴有更多的躯体症状和身心症状。

以上是在我个人的临床工作中所观察到的。

我工作的时候也发现另外一种现象，对于不同依恋类型的孩子，尤其是对于不安全型依恋的儿童来访者，如，回避型依恋，混乱型依恋，相较于那些依恋关系更为安全的来访者，不安全型依恋的来访者会有更多的身心症状呈现出来。

因为非安全型依恋的人们，他们最初没有从自己的照料者那里获得更多的承载和抱持，所以他们在承受焦虑方面更为脆弱。

相比那些有着更为安全的依恋关系的人来讲，不管是父母，还是祖父母，在原初关系中给予了他们更多的支持。这些承载和抱持成为他们的安全基地，使得焦虑出现时，他们可以从那里获得安全感和慰藉，进而更好地去面对。

对于非安全依恋的儿童来访者，我也可以看到他们存在的困难。用我自己的“心理皮肤”理论来讲，他们是更为脆弱的，很难去承载、去忍受或是去抱持自己内在感受到的焦虑。

心理皮肤，我也把它叫做“初级心理皮肤”，是心理的承载功能。依恋有困难的孩子很难感受到安全感，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的外在皮肤和内在的心理皮肤，很难去承担他们内在心理上以及情绪上的体验。

这使得他们非常脆弱，没有完好的容器去承载他们的感受，让他们感到安全，就像被病毒侵入了一样。在心理意义上来讲，他感到非常焦虑和痛苦，这种痛苦和焦虑是他内在心理没有办法承受的。

四、如何与不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和小朋友进行工作？

那么，在分析心理学的角度，我们如何来工作？与这样的来访者工作，很重要的是给他提供安全感，提供一个稳定的分析关系。

在稳定的关系当中，我们能够同他去解释，去言说他的焦虑、恐惧和痛苦，以及他的身心症状带给他的困难。进而使他能够连贯地、有意义地进行自我叙述。

而这种连贯性地叙述，有助于表达他内在的焦虑。这种表达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言语化的形式，也可以通过沙盘游戏、绘画、梦的工作或者是艺术性表达的方式来实现，帮助他们去应对他内在的焦虑。

总的来说，如何帮助这些来访者？

那就是当他们带来自身的困难、焦虑或者身心症状的时候，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稳定的治疗关系或治疗框架中，帮助他们去表达，进而帮助他们反思自己发生了一些什么，从而刺激他们能够表达自己内在的恐惧。

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疫情期间，很多小朋友不能进行沙盘游戏工作（需面对面），我们该如何帮助他们？

一方面，我们需要与他们的父母建立联系，通过游戏、绘画等方式，协助父母让孩子能够去谈论、去表达他们的焦虑。

另一方面，父母要向孩子传递一个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保护你，会关爱你。让孩子确信他们能够得到保护和关爱。

因为孩子现在没有办法上学，见不到自己的朋友，他们可能会有孤独的感觉，所以父母可以通过游戏，通过表达性的方式（游戏、画画等）来帮助他们去表达自己内在的焦虑。

五、心理援助工作后期如何应对康复人群的“病耻感”？

最后，我预想会有下一个阶段的出现，那就是当感染的患者康复了之后，对于这种病耻感，心理工作者该如何进行工作？

目前，我还没有工作到这样的病人，但是我在治疗当中见过很多感染艾滋病的病人，他们有极度的病耻感，因为自己的病而感到羞耻、内疚，那么对于这个部分我们如何进行工作呢？

我们以最为共情的方式跟他们进行工作，进而帮助他们。比如，可以采用之前提到的连贯性叙述，从他们的叙述中，理解他们发生了些什么。心理咨询师（治疗师）通过最大程度上的共情，让来访者自己能够进行自我关怀，自我共情。

我推测当康复人群越来越多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也是下一个工作阶段中，心理援助者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类似于我们所讲的“创伤性应激障碍”（PTSD）。

所谓创伤性应激障碍（PTSD），即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